第670节（2 / 2）

随后，罗素就在北大做了名为“哲学问题”的讲座。

他一共讲了五场，包括“心之分析”“物之分析”“数理逻辑”“社会结构学”等。

但可能是因为演讲内容太专业化和技术化，罗素的演讲并没有像杜威一样引起太大反响。以致许多学术界人士都觉得，罗素的思想并未被中国新知识分子所接受，也未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。

甚至还因为他的一些观点引起了一些争议。比如罗素对中国未来的一些建议，他觉得有两件事必须挑明：第一，将西方文化全盘照搬到中国并不合适；第二，中国以往的文化也不适合于当时的需要，应当进行彻底改造。

罗素希望中国人既不要盲从西方文明，也不要原封不动地沿袭中国固有传统。他相信将来中国一定能像过去一样，对世界文明作出特殊的贡献。

这些观点其实挺中肯客观的，也比较符合中庸的思想。

不过《申报》刊载罗素的演讲时，用的副标题是“罗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”。

报道后不久，此文便招致一些知识分子的诘难。比如周作人在《晨报》上发表了《罗素与国粹》一文，直接点名批评罗素的观点，他认为罗素劝中国人要保存国粹，这是很要不得的，因为中国传统的坏处远比好处多，中国人又特别容易自大。

当然了，支持罗素的也不在少数，很多人都发文说保存国粹与改造社会并不矛盾，中国人不仅应该保存本国国粹，还应保存他国国粹，这一道理也适用于其他的国家。

也算罗素间接参与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争论之中。

可惜罗素没能在中国待很久，他去河北育德中学演讲时，为了保持绅士风度，没穿外套，意外染上了风寒。更倒霉的是风寒转成肺炎，被折磨了三个多月才好。

期间他拒绝任何报人的采访，一家对此很不满意的日本报刊谎登罗素已去世的消息。后来经过交涉，他们仍不愿收回此消息。

病情好后，随罗素而来的情人布莱克又怀了身孕，两人只能返回英国。

在回国路上，罗素取道日本，那家日本报社又设法采访他。

作为报复，罗素让秘书给记者分发印好的字条，纸上写着：“由于罗素先生已死，他无法接受采访。”

老哥挺会整活的。

另一位毛姆先生，则主要是和辜鸿铭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。

毛姆由于没去北大参加演讲，便下榻在了北京饭店。他刚在英国读了《中国人的精神》，对辜鸿铭这个人很感兴趣，于是派了一个随从拿着请帖到辜鸿铭家，说希望请辜鸿铭去聊聊。

结果连续好几天，毛姆都没有收到消息。

意识到自己怠慢辜鸿铭了，毛姆立马亲自登门造访。

辜鸿铭虽然和新文化运动者比较不对付，但他是真的热爱中国文化，也很自负，对毛姆说：“先生想来见我，真是荣幸之至。因为贵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打交道，他们大概以为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。所以你们以为只需招招手，我们就得过来。”

毛姆只得向他道了歉。

而在提到西方文化时，毛姆认为西方的文化影响了全世界，欧洲创造了辉煌的文化，至今还在指导着世界。

辜鸿铭却不赞成毛姆的说法：“西方的休谟和柏克莱，根本无法与我们的孔子相提并论。当西方穴居毛饮的时候，我们已是进化的人类了。”

毛姆显然也不赞同辜鸿铭的见解，于是问：“为什么上百年来，是你们黄种人遭到白种人的轻蔑？”

辜鸿铭立马来气：“因为你们白种人发明了大炮和机关枪！这不叫以德服人、以文化服人，而是恃强凌弱，与野人没什么不同。”

毛姆接着说：“如今身在贵国的杜威哪，他坚持的实用主义不就受到了你们的欢迎。”

辜鸿铭却说：“杜威的实用主义，是那些相信不可信的东西者的最后避难所。”

毛姆又问了个比较犀利的问题：“我听说现在贵国正在进行一场新文化运动，最鲜明的口号就是民主与科学，这总归是西方的文化吧？”

辜鸿铭立刻回道：“新文化运动是那些新从外国大学回来的人，用亵渎的手，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破坏无遗的运动。”

他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还有一同来的罗素，他就是用世界上最庄严的词句把青年教唆成流氓的家伙。至于那个新出来的苏俄的主义么，我还没研究过。记得马克思说过它是个幽灵，让整个世界都不得安宁的幽灵。”

“精辟，实在精辟！”毛姆已经意识到自己辩论不过辜鸿铭，就算理有点弯，但他脑子转得太快，于是毛姆转到最后一个他比较感兴趣的地方，“来到中国，让我最惊讶的是原来中国人并不留辫子了，与以前在报纸上看到的截然不同。但现在辜先生却留着一头银色的辫子。”

辜鸿铭略显骄傲地抓过自己的辫子，说道：“这是一个标记，证明我是一个时代的代表。”

也是个一直整活不断的老哥。

新厂

胡适对罗素来中国兴趣不大，但钱玄同可兴奋坏了。

主要罗素提出了一个让钱玄同非常感兴趣的问题，一个关于中国汉字的问题。

在罗素看来，汉字有三个缺点：

首先，就是难写难学。笔画太多，写起来繁琐、学起来困难。

其次，汉字数量太多，不像英文那么简单，只有26个字母，可以随意组合；

最后，就是中文太抽象，容易产生误解。

钱玄同本来就是个废除汉字运动的激进派，主张彻底废掉汉字，改用拼音文字，甚至喊出口号：“打倒古文！打倒汉字！打倒国粹！”

他认为：“欲使中国不亡，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，必以废孔学、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，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，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。”

这些观点受到了诸如鲁迅、刘半农等文化界名流的支持。

不过要是仔细想想罗素说的三点，除了第一个算是缺点，后面两个显然是他还不够了解中国汉字所产生的误解。

第一点，繁体字确实麻烦了点，这个承认。

梁鼎芬对西学同样有点研究，毕竟做过张之洞的幕僚，不过他却固执地认为西方那一套不能救中国，中国只能自救，也只有大清才能救自己。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经常说：“今年烧了许多（诗稿），有烧不尽的，见了再烧，勿留一字在世上。我心凄凉，文字不能传出也。”

傅增湘笑了笑：“我已经不做教育总长了，现在是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馆长。”